政府投资与GDP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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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陈辉 2024-11-19 5 4 696.31KB 68 页 15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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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再度引起人们对我国东西部地区不断扩大的增长

差异问题的关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近期文献中，人们受新增长理论的启

发，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分析工具，从知识发展和人力资本角度重新解释了东西部

增长差异。这种解释的精髓是，东西部增长差异主要是由东西部地区在知识发展

和人力资本状况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因此，缩小东西部增长差异的关键在于提高

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水平，改善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 (胡鞍钢，1999，2000)。

毫无疑问，这种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地区增长差异解释拓展了有关地区间增长差异

的知识。但是，由于它所依赖的分析工具是以部门增长无差异为潜在假定的总量

生产函数，关心的是总量生产函数中索洛剩余意义上的知识或广义技术进步(全

要素生产率)对总量增长率的贡献，因此，其结论必然具有明显的平均性质。用

这种具有平均性质的结论来解释地区间增长差异显然过于宏观。

本文希望通过从东西部不同的公共投资结构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

的角度出发，以此观点来重新审视东西部经济结构所存在的不同。

§1.2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2.1 研究的背景

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

的累积扩散之中，依赖于主导部门及其相关效应的综合作用。因此，任何要素和

知识都只能通过使用这些要素和知识的特定的产业部门对总量增长率做出贡献。

Pasinetti(1981)、Salter(1966)、Kaldor(1966)等人的研究证明，不同部门在技术进

步率和需求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是总量变动的主要决定力量。部门间增长率的差异

导致了总量增长在形态和特点上的变化。地区间增长差异可以由不同地区的部门

增长差异即地区增长的结构差异来解释。

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的经济学家侧重于从经

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演进、转变或高度化的角度来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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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东西部经济结构的比较

经济增长的“结构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结构转

换过程。最早注意到结构演变趋势的是威廉·配弟，他在《政治算术》中指出：

“比起农业来，工业的收人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多。”但他未能看到结构

变动和人均收人水平的内在联系。之后，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重

新发现了配弟定理，并得出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从第一产

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使得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在《各国

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指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第一产业部门产值份额显

著下降，第二产业部门产值份额显著上升，第三产业部门产值份额微微地而不是

始终如一地上升，且第三产业部门人均产值几乎不变；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份

额急速下降。第二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上升但并不占支配地位，第三产业部门

劳动力份额显著上升并抵消了第一产业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这样，从第一产

业部门转出的产值份额大部分转移到第二产业部门；而从第一产业部门转出的劳

动力却更均匀地分布到第二产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上面论述丁经济学家们对

结构演变趋势的研究成果。但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产业结构转变的呢?库兹涅茨

和钱纳里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相应发生了变化，并且在

恩格尔效应作用下．需求结构的变化方向是食品需求份额下降，而投资和消费品

需求上升。需求结构的这种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谈到结构的变化对经

济增长影响时，帕西内蒂指出，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适应需求的变化，能更有

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

转移，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就会加速经济增长。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地

区的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要求时，它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均 GDP 增加；

随着 GDP 增加，收入水平提高，恩格尔效应发生作用，需求结构升级并要求产业

结构相应升级，若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的要求利用技术而升级，则它将继续促

进经济增长，若产业结构不能相应地作出凋整，它将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而在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中，政府作为市场调控的主导部门，它在东西部的不同

投资结构导致的所起作用必然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将从公共投资的角度，分析公

共投资在东西部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并给出自己的意见。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是政策上的划分,而不是行

政区划,也不是地理概念上的划分.因此,东部是指最早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并且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中部是指经济次发达地区,而西部则是指经济欠发达的

第一章绪论

西部地区。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时间始于1986年,由全国人

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公布.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

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10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

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自治区)。）

§1.2.2 研究的意义

改变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争取达到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是实现全面性小康社

会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是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到2020年经

济发展要达到较高水平，就必须保持经济发展的高效率。这就要求我国在新世纪

头20年内应坚持不懈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是东、西部经济要协调发展，

使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都得到发挥和释放；既要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

展以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又要保持东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以带

动全国经济高效率的发展。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实现全面发展小

康社会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和区域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是构成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片面地追求区域经济平衡而损失经济效率和一味地追

求经济效率而损失区域经济均衡都不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以，我们希望通过

公共投资的视角，来探讨东西部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并提出政策建议。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有关内生增长理论与政府公共投资的介绍

在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公共投资(Public Investment,PublicCapital)一般被

界定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由于有政府不能在微观层次上直

接介入企业活动领域的特定认识,这些政府投资往往被限定在特定的公共服务领

域中,因此这些资本被称为公共投资,也有时被称为政府投资。Holtz-Eakin (1993)

在分析美国公共投资的形成与增长时,将公共投资按照其最终用途分为四类:第一

类是教育投资;第二类是道路以及高速公路投资;第三类是污水处理设施投资;最

后是公用事业投资。在 Etsuro Shioji (2001)的研究中,将上面列举的后三类合并称

为基础设施类公共投资 ,从而与教育类公共投资组成为两个类别。按照

Holtz-Eakin(1993)的估计,1988 年,在美国,上述四项公共投资在公共投资总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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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东西部经济结构的比较

比重分别是:教育类占 20.2%,道路及高速公路类占 34.5%,污水处理占 7.5%,公用

事业类占 13.2%。日本对公共投资的定义相对广泛一些 ,总计包括 14 个项

目,Etsuro Shioji (2001)将其合并为四个项目,一是教育类;二是基础设施,包括公共

房屋,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水的供给,城市公园,道路,港口,机场,工业用水;三是国有

保护土地,包括山脉 ,河流和海岸;四是农业和渔业。

1990 年,在日本,上述四项在公

共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 12.1%、60.6%、13.5%和13.7%。

从经济理论的发展看,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现代经济增长

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着

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许多经验分析认为公共投资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Barro①（1991）通过对 98 个国家在 1960-1985 期间的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公

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相关系数只有 0. 13，没有显著的高于

0 ,而政府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Devarajan 等1996 把公共支

出分成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在对 43 个发展中国家的 20 年的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后发现,公共资本性支出和人均增长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他们的分析指出,

国防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资均与人均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

虽然教育和卫生在统计上并不太显著。他们认为,如果生产性支出被过度使用,就

会变成非生产性的,发展中国家过度的公共投资是不当的。Ghali（1998）使用多

变量协整技术设计了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构成和

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并把这个方法应用于一个正在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

务稳定计划的发展中国家（突尼斯）。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国家,短期内公共投资

对私人投资具有负面影响，长期内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都具有负面影

响。另外一方面 ,也有研究者认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作用的。

Aschauer

（1989）对公共资本存量和流量与总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后认为,非

国防公共资本存量对生产率的决定作用要明显重要于非国防或者国防支出流量,

国防公共资本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很小,而诸如街道、公路、机场、集体运输、

排污设施、水利设施等之类的“核心”基础设施对生产率具有最强的解释力。

Canning 和Fay（1993）使用面板数据来考察交通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用人

行道和铁路的总公里数来衡量交通设施。他们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大约

为0.1,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相对较高的回报率。Easterly 和Rebelo（1993）研

①Barro，1944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0 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其代表性的论文有著名的关于货币中性

的论文“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的角色”

第一章绪论

究了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括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他们使用 Barro

（1991）的方法来估计 1960-1980 期间的跨国增长方程,通过研究

发现在交通和通讯方面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Erenburg

（1993）使用具有非线性参数约束的全信息最大似然统计技术来估计出一个双方

程系统,用来检验过去的公共投资支出和政府赤字支出对私人投资支出的影响。

其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得出的

结论是在估计财政政策的总效果时,应该明确的把政府的公共资本开支考虑进

来。Zhang（1998）在一个具有外部性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补贴私人教育或

提供公共教育的最优人力资本公共投资认为补贴私人教育会刺激增长 ,增加福

利,并且没有分配效应。而公共教育虽然会减少收入不公平,但会阻碍平均收入的

增长,除非其外部性非常强大。他认为在收入不公平现象严重的国家应该提供公

共教育,但伴随着收入的收敛应该用补贴私人教育来代替。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基

于发达国家数据的经验分析大都得出了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而大

多数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分析则认为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或者虽

然正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Prichett（1996）用“白象”假说来解释这个相互

矛盾的现象,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公共投资经常用在一些非生产性或不适当的

项目上,因此公共投资并没有实际增加生产性公共资本,一美元的公共投资并没有

像一美元的公共资本那样对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而为了衡量公共资本的生产率

必须把公共投资向公共资本的转化效率考虑进来。

§1.3.2 国内有关政府投资与 GDP 增长的文献

国内学者的主要的观点：邹薇（2003）则认为由于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大

量的“调整成本”,以至削弱了公共支出应有的增长效应。大量寻租行为、直接

非生产性寻利行为,以及相应而生的企业主管部门、政府职能部门创租行为等,对

于社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福利损失,而且也直接降低了公共支出的效率。而这种

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普遍。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多数文献是将公共投

资和私人投资合并在一起从而作为总投资看待，它与劳动增长和技术进步被看作

为生产函数中决定产出增长的三大要素之一。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意义，至

少可以体现在于几个方面：其一、作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扩张本身

就意味着总需求的扩张，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情况之下，它对于经济

增长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二、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往往都具有外部正效应，典型

的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它的发展可以为以此为基础的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

政府投资与GDP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东西部经济结构的比较

支持。有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公共投资的增加对于私人投资效率的提高所具有的

积极意义，公共投资的限期扩张，往往能带来私人投资的繁荣，于是对经济产生

累计效应。其三、公共投资的一些领域，例如教育和科技投资，它们本身就是技

术进步的源泉，因此公共投资的意义可以有相当的部分通过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得

到体现。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在理论和实证层次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关联 ,蕴含着

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政府从宏观层面上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是必然的 ,然而

采用怎样的政策工具才能取得积极的政策效果 ,必须有相应理论的指导。同时相

应政策工具的最终效果也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给予验证。

§1.3.2 研究框架与方法

1. 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阐述。

将采用的理论为内生增长理论，实证分析将采用基于广东、陕西、海南、贵

州、上海、重庆留个地区的经济数据，用回归的方法进行数量分析。

2. 研究框架

第二章内生增长理论视角下的 GDP 与政府投资

§2.1 内生增长理论的演进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

200 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

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1）随着时间的

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

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 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

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

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

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 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

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

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

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

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

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

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

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1993,p.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p.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

1991,p.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

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

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1997,p.43）。这种知识

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

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

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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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1第一章绪论§1.1问题的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再度引起人们对我国东西部地区不断扩大的增长差异问题的关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近期文献中，人们受新增长理论的启发，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分析工具，从知识发展和人力资本角度重新解释了东西部增长差异。这种解释的精髓是，东西部增长差异主要是由东西部地区在知识发展和人力资本状况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因此，缩小东西部增长差异的关键在于提高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水平，改善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胡鞍钢，1999，2000)。毫无疑问，这种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地区增长差异解释拓展了有关地区间增长差异的知识。但是，由于它所依赖的分析工具是以部门增长无差异为潜在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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